（接上文）
五、崇山在“高”地。
《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狄山就是崇山，《说文》：“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崇山应当与“高”地有关。
“高邑”古称“鄗”，古“鄗”城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固城店镇，位于“柏乡县小里伏羲文化遗址”北25公里，《说文》：“鄗，常山县，世祖所即位。”鄗城的千秋亭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登基之地。
鄗，通“镐”，周武王都邑名，“鄗”亦应当是武王认为的祖先旧地。鄗，《康熙字典》：“地名。与郊同。《史记·秦本纪》取王官及鄗。”鄗指王宫所在之郊邑，夏商周至秦，柏乡县境内并无帝王都城，此“王宫郊邑”的称呼应当来自上古。
“鄗”城与伏羲之“成”或“戊中宫”（小里村遗址）很近，前文说过，伏羲生于大陆泽，柏乡县小里村文化遗址发现的细泥红陶指甲纹陶埙就是伏羲发明，而柏乡县北部古称“鄗”，“鄗”为专用地名，从邑部，此字为“高”和“邑”字的组合，汉光武帝刘秀在柏乡县称帝，改“鄗”为“高邑”，此举可以解释古时柏乡地名“鄗”本就为“高”之“邑”。
“崇”字可以解释为山上的祖庙。此处的“山”当为“象台观高之形”，乃高地，非必大山。“崇”字为宫殿中一个戴王冠的帝王，当指殷人始祖伏羲。
柏乡鄗城遗址东小京战国墓地出土了“象牙天干地支筹”，极其珍贵，说明战国时期此地的重要性。鄗城遗址在今柏乡县固城店一带，还保留有一段城墙断壁，残墙长约55米、高3米多，为夯土结构，在这个区域不断发现有断矛、残剑及铜箭镞等兵器。
公元前年，齐、魏联合伐赵，北方鲜虞后裔中山国加入，并效仿赵国的水攻，发生了震惊赵国的“引水围鄗”事件，中山国军队决柏乡县北部的槐水围困鄗邑，迫使赵军屯于鄗城自保，乃至齐、魏撤军，中山国军队才收兵。这次事件即为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进而消灭中山国的诱因。司马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记载赵武灵王云：“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
“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微是若非的意思。丑是羞耻之意。意即如果不是社稷之神灵保佑，鄗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因以为耻。其中，社稷之神灵应当指鄗城社稷庙的伏羲和神农。
鄗城之历史，远不止战国。《史记·封禅书》记载：“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此乃所溯殷商及更早的往事，“鄗上之黍”为“封禅盛典”的祭祀品，其象征意义或因“鄗上之黍”来自伏羲、女蜗故里（柏乡县小里村遗址一带）。
《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狄山就是“崇山”，“崇”就是“高”这个地方，即今邢台市柏乡县一带。
“狄泉”和狄山应当属于一地，至少相距不远，都在“高”这个地方。
甲骨卜辞：“乙卯卜贞，求禾于高，嶚九牛。”意即乙卯日，在“高”地以火燎九牛为祭来上告天帝，祈求庄稼丰收。
甲骨卜辞：“戊寅卜，在高，贞王田，衣逐？亡灾？”可见，“高”地辟有大量商王田地，商王在“高”地贞问王田是否强盛无灾。《康熙字典》：“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见《礼记》注疏。”故而在以上卜辞中，“衣”指“殷”。
前文曾经说过，殷商先祖昭明居泜水，“高”地在泜水与济水（槐水）之间，两河东流入古黄河所经的大陆泽。
甲骨卜辞：“癸亥卜，河其□，宗于高？”商王癸亥日卜问在古黄河附近“高”地的宗庙祭祀一事。
长芦水或胡卢河源自上游的槐水和泜水，所以，狄泉是“阳”地之泉，乃唐尧、虞舜国境内柏乡县一带地名，按柏乡县所处位置，“阳”当位于槐水和泜水之间，前文已经证明泜水又名姬水，乃伏羲、炎黄、颛顼、殷人、姬周的母亲河。
所以，殷商迁安阳之前诸多商王所葬之处是始祖伏羲故里柏乡县，也应当是殷人祖葬之地。
六、商王葬地“狄泉”在“阳”或“杨”地。
前文已述，狄泉是“杨”地或“阳”地之泉，乃唐尧、虞舜国境内地名。
《易·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康熙字典》：“《礼·祭义》殷人祭其陽。《注》：陽谓日中时也。”或许“殷人祭其陽”并非“日中时”那么简单，其背后或蕴藏了殷人来源的信息。
《康熙字典》：“《春秋·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陽。《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县。”此“唐”虽非“陶唐”（应是帝尧后裔所迁），但可说明“陶唐”之“唐”即“阳（陽）”，前文已述“杨”或“阳”地的位置，即“陶唐”在今邢台市隆尧县、内丘县、柏乡县、宁晋县一带。
《礼记·祭义》：“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阳为朝阳，意谓东方；暗为黄昏，意谓西方。殷人对东方神和西方神的祭祀，明显要比南方神和北方神隆重，在《合集》和14中分别只用了一条和两条犬来祭祀南方神和北方神，而《合集》、、中对东方神和西方神的祭祀则出现大量牺牲，可能与殷人的日、月崇拜有关。
按《礼记·祭义》：“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尔雅·释山》：“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此山当指太行山，可见高辛氏“迁实沈于大夏”之后，“华”和“夏”地理方位之别，“华”即太行山东部，即殷人所居；“夏”在太行山西部，乃夏人所处。笔者前文曾证“大夏之墟”即陶寺遗址，其后“西邑夏”曾短暂迁都偃师，而太康在偃师立足未稳失国后，夏后氏主要活动地点有可能已经转移到郑州及河南省东北部一带。所以，商汤在灭夏前首先南下攻占了“有洛”，并继续南下攻取“荆”，可见商汤在灭夏前攻占的“有洛”已经不是夏人控制。而最后灭夏的几大战役均发生在河南省东北部，几大战役的时间顺序也是由北向南，说明商汤并未定都偃师。
七、殷商之“子”姓。
殷商王室为“子”姓，按十二地支与阴阳及五行的关系，“子”为“阳水”。前文已述，殷人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泜水流域，北魏曾在此地设“殷州”，殷人“子”姓来源于五行八卦。亦即其祖籍地为阳水，按金木水火土数字代表，九为阳水。人死后的“九泉”之意，即来自“阳水”。
“阳”的古字是“易”，“阳水”亦称“易水”，亦即“狄水”，“狄水”即“狄泉”。
《康熙字典》：“《礼·祭义》殷人祭其陽。《注》：陽谓日中时也。”日中为“午”，“午”用以纪时，代表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又名“日中”，乃阳光最强烈之时，即以“午”代“阳”，所谓“阳水”极有可能指柏乡县的“午河”。
百度推荐图片八、赵村遗址。
新华网石家庄年9月12日电记者曹国厂《河北商代古村落遗址发现6座古墓出土大量文物》一文，报道了河北省柏乡县考古工作者在柏乡县赵村村北一处商代古村落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发现并发掘灰坑56座，墓葬6座，动物牲坑7座，灰沟一条和多处与建筑有关的生活遗迹，柏乡县文保所所长耿晓宁说：“7座动物牲坑是此次发掘出土遗迹中的一个亮点，这种牲坑埋葬的是整体野猪和家猪、狗及羊等，均出土在商代地层中，根据这种集中区域埋葬形式和遗址中出土的卜骨遗物推测，这种动物牲坑遗存现象应该与祭祀有关。”该文还说这处遗址“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柏乡县赵村村北商代遗址”在午河东岸，位于炎黄集团“临城县补要村新石器、先商、商代遗址”正东方向约8公里，位于“柏乡县小里村伏羲文化遗址”北部约6公里，位于“战国柏人城”遗址正北约11公里。“柏乡县赵村村北商代遗址”周边集中分布有几十处先商和商代遗址，主要位于其南部和东西两侧。
宋晓航《赵村遗址商代遗存的综合研究》（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例如二里岗期商代遗址多使用猪祭祀，大量使用牛祭祀的实例发现于小双桥遗址，而大量使用羊祭祀则发现于殷墟。根据目前已有的商代动物考古结果来看，商王都以外的商代普通遗址出土羊骨普遍较少，……赵村遗址祭祀所用的动物也是明显经过专门挑选的，动物年龄普遍较小，特别是祭祀坑中的四只羊全部为未成年，很可能是专门为祭祀而饲养的羊。”
柏乡县赵村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并不是羊，“羊骨在祭祀坑以外的遗迹中很少有发现”，“灰坑地层中几乎没有羊骨出土”，可推断这些羊是专门为祭祀饲养，或者从外地运来专门用于祭祀。按照宋晓航的说法，在整个冀中南地区的商代聚落体系中，赵村遗址“处于最基层的自然小村落这一等级”，然而，这个最基层的自然小村落能够用专门饲养的羊来祭祀，说明其并非一般居民小村落。
笔者认为，宋晓航关于赵村遗址“处于最基层的自然小村落这一等级”的观点有待商榷，而柏乡县文保所所长耿晓宁所说“这种动物牲坑遗存现象应该与祭祀有关”则值得深思。对赵村遗址的功能定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宋晓航认为赵村遗址“处于最基层的自然小村落这一等级”，但是自然小村落不可能用专门饲养的羊来祭祀，特别是这些羊有可能是外地运来，而且在不到平方米发掘面积内发现了大量动物牲坑，这种祭祀规模并不算小。另外，“商王都以外的商代普通遗址出土羊骨普遍较少”，说明赵村遗址并非一般自然小村落。
2、《赵村遗址商代遗存的综合研究》云：“赵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家畜所占比例高于大部分商代遗址，以牛、猪为主，其中牛所占比例最高。”这句话本身就证明了赵村遗址的特殊性，家畜所占比例高于大部分商代遗址，灰坑出土的动物种属“牛所占比例超过一半，其次为猪，约占三分之一”，亦可说明其性质并非普通农业小村落，而是为祭祀服务的据点，所养牲畜可能不只是为了食用。宋晓航比较了与赵村遗址年代大致相同的商代中期洹北商城遗址，牛比例约占35.78%，也认为“在商代普通遗址中猪所占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很多遗址仍以猪为最主要肉食来源”。赵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中家畜所占比例高于大部分商代遗址，牛所占比例超过一半，说明其蓄养业比大多数商代遗址更发达，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3、赵村遗址并未发现陶窑等有关制陶的直接证据，该遗址是否制陶，还需要补充证据才能下结论。另一方面，赵村遗址也没有发现制骨作坊。灰坑地层的牛骨中没有发现牛的肩胛骨，可辨别的牛的肩胛骨全部都是卜骨。这些特征与普通的居民聚落截然不同，在对赵村遗址的功能定位上都需要综合考量。
4、赵村遗址植物遗存中发现了种类很多的杂草，多与粟黍、大豆相伴，而且比例达到32%，不太可能是因为人的疏忽混入粮食中的，或许这种所谓的“粮食”是专门配比的饲料，其喂养的不是普通牲畜。
5、“赵村遗址出土的大豆在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上远远多于大多数商代遗址”，按《赵村遗址商代遗存的综合研究》所说，大豆“鲜用于祭祀”，“丰年可供牛马料食”，笔者认为，赵村遗址出土的大豆极有可能是牛的配饲。
6、赵村遗址祭祀坑中的狗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他遗址测定的狗为杂食动物，而赵村遗址祭祀坑中的狗“表现出食草动物的特性”，这一特点充分说明赵村遗址祭祀坑中的狗是人工圈养，以剩饭和饲料为食，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牺牲。
7、赵村遗址植物遗存发现了小麦17粒，根据《赵村遗址商代遗存的综合研究》所描述，商代遗址中“小麦发现的数量和出土的概率一般都比较低”。甲骨卜辞中出现过很多以小麦祭祀的内容，可以断定，赵村遗址的小麦主要为了祭祀而不是食用。
8、宋晓航认为“赵村遗址遗物年代可分为四期，前两期分别属于中商二、三期，后两期属晚商时期，可与殷墟一、二期相对应”，但是，“从遗迹年代来看，赵村遗址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中商时期遗迹”，赵村遗址遗物年代早，却无人类生活遗迹，同样说明这里并非小村落居民生活地。
9、“部分灰坑多包含早期遗物，形成年代可能稍早”，说明在形成小村落前的中商时期甚至早商、先商时期这里已经开始服务于祭祀活动。
10、赵村遗址以地层关系和出土最晚遗物等方法，并以陶器器形和相同文化遗址比较确定年代范围，对大多数遗址是可行的，但是，通过以上分析，赵村遗址和其他遗址明显不同，是专门为祭祀活动服务的地方，殷墟二期以前平时很少有人类踪迹，其最早的遗物可能只有祭祀坑中的动物遗骸，如不能确定最早的动物遗骸就难以确定最早的遗址年代。另外，当地是殷商之源，从先商开始到殷墟，文化一脉相承，陶器器形不多，且并无多大变化，很难通过器形比较做出科学判断。
赵村遗址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特点说明，该地最初应为守墓人所居，盘庚迁都安阳后，大概在殷墟二期才有大量居民到此地居住，而且也是这一时期该遗址又报废，该地居民再次迁走，可能又只留下了看墓人。
综合分析以上内容，笔者认为，柏乡县赵村遗址是一处专门为祭祀服务的场所，这一带就是诸多商王的葬地“狄泉”。
盘庚迁都安阳后，殷商的祭祀活动主要在殷墟，商王不可能经常跑到“狄泉”祭祀先祖，而殷墟甲骨文卜辞记载的大型祭祀活动也应当以殷墟为主。
邢台市绝大多数新石器至殷商的文化遗址都没有发掘，难以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该遗址虽进行了考古发掘，但仅揭露了遗址一个角落，并非核心区域，且面积有限。考古资料有限，如果忽视了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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